作者简介

戴庆厦，中央民族大学荣誉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民族语言学会荣誉会长，云南师范大学汉藏语研究院院长，泰国清莱皇家大学荣誉博士；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咨询委员，国家语委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审定委员会委员，《汉藏语学报》主编；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组成员，国家社科基金评审组成员，中国语言学会副会长，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副会长，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院长。主要著作有《汉藏语研究方法讲稿》《语言调查教程》《戴庆厦文集》（1至7卷）、《社会语言学概论》《景颇语参考语法》《景颇语词汇学》等，发表论文400余篇。主要从事汉藏语系语言和语言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提要 本文在回顾过去70年我国民族语言调查历程的基础上，具体论述我国民族语言调查研究是怎样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不断取得巨大成绩的。本文论述的内容主要有：民族语言调查的重要性；民族语言调查随社会发展而产生的变化；深入第一线的田野调查；中国经验的传承及其与国际经验的结合；新时代民族语言调查面临的新挑战。对未来的展望是：必将在语言调查的理论和方法建设上做出世界性的贡献；必将在调查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下的语言关系、语言接触、语言交融、语言演化等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语言调查 民族语言 中华民族共同体

语言调查是语言研究普遍使用的一种重要方法，是我国语言学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语言调查中，认真践行马克思主义语言观，是语言研究者做好语言调查研究的切实保证。我国语言调查历程证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系统论观点、实践为第一性的认识观、矛盾论的观念来观察、分析、认识语言现象，是做好语言调查必须坚守的原则。本文基于笔者七十余年从事民族语言田野调查的实践经历，论述我国民族语言调查是如何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不断取得巨大成绩的。文章还对未来民族语言调查工作做了展望。

1. 民族语言调查的必要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语言是人类使用的交际工具，科学认识语言结构和使用规律，必须到语言使用的现场调查语言，否则就无法认识语言的真相，也无法解决语言问题。

1.1 我国多语言的客观存在决定语言调查的必要性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多文种的国家，有130多种分属汉藏、阿尔泰、南岛、南亚、印欧等五大语系的语言，共使用30多种文字。我国的语言文字蕴含着多样、复杂的人文现象，承载着语言的历史演变、相互影响、相互交融的变化规律。弄清我国的语言状况，是解决语言问题以及建设创新的中国语言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必要条件。

我国的语言调查开始较早，但发展并不平衡。汉语的调查早在周秦时期就开始了。西汉扬雄用了27年收集各地方言材料，编出《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一书，后来又不断有人对汉语进行调查研究。但由于各种原因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较少，留下可用的文献不多，使得国内外对我国民族语言状况和使用情况缺乏认识，也给解决我国民族语言文字的相关问题带来一定困难。

面对这一客观事实，党和政府早就意识到要解决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问题，帮助他们更好地发展文化教育，就必须对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开展广泛而深入的调查。为此，中央连续发布了一系列文件，规定要进行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例如，1950年6月，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在北京成立，其任务之一是调查研究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帮助少数民族解决语言文字的使用问题。语言研究所成立后不久，就派出傅懋勛 、王均、王辅世、陈士林等一些知名专家，参加中央访问团到民族地区调查民族语言。1950年11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颁发《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第六条还规定：“中央民族学院及其分院均应设立关于少数民族问题的研究窒，中央民族学院并应负责研究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 ”。1953年9月，中宣部召集语言工作者讨论语言文字调查研究、文字方案设计等问题。

1956年5月，遵照中央指示，经过认真筹备，我国史无前例的全国性少数民族语言大调查正式拉开了序幕。那时，中央决定由中国科学院和国家民委牵头实施。中央民族学院民族语言专业的大部分教师、200余名应届毕业生，以及地方民族院校的教师、各地民族语文干部均参与了此次调查。笔者也有幸参与其中。为了保证调查任务的顺利完成，出发前还为语言调查工作队举办了语言调查训练班， 由在北京的老一辈专家分专题授课，主要讲授语言调查的基本知识和操作方法。特别难忘的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吴玉章主任到会场参加了结业典礼，彰显了党和国家对民族语言调查的重视和关怀。

1.2中国民族语言大调查的规模是空前的 ，成绩也是巨大的

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7个调查队共计700余位队员浩浩荡荡地分赴全国17个省、市、自治区的少数民族地区，对50多种语言或方言开展大规模的实地调查，共记录了1500个点的语料，包括各种语言的共时、结构和功能特点，以及语言文字使用情况等，基本上了解了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分布和使用情况，为解决民族语言文字问题提供了基本信息。调查的许多语言或方言都是过去未被认识的，或认识很少的，改变了过去对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朦胧的认识状态。以笔者参加的哈尼语调查为例，20世纪40年代虽然有过一些调查，但大片地区都没有调查过；而经过此次调查，学界对哈尼语的语音、词汇、语法的主要特点、方言分布、系属关系、使用状况等都有了基本认识，特别是对哈尼语内部三大方言的不同特点有了清晰的了解。这些新认识都来自田野调查，至今仍在沿用，成为分析认识哈尼语特点和历史演变以及解决哈尼族语言文字问题等有价值的依据。

这次大调查的成果，后来出版为 57 种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成为在国际语言学界有影响力的重要成果之一。黄行指出：“(20 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语言普查和民族文字的创制改革工作表明，我国少数民族语文研究事业从开创之初，就紧密地与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社会现实以及国家的语文规划工作联系在一起。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具有强烈的本地化特点。”

1.3 20世纪50年代少数民族语言大调查是我国描写语言学的大发展

语言描写主要涉及语言结构和功能两个方面。在语言结构描写上，通过第一线的语言调查，我们发现了许多过去未发现和认识不清的语言现象，并进行了深入的描写研究，如松紧元音、长短元音、复辅音、鼻冠音、一个半音节、元音和谐、声调、使动范畴、互动范畴、类称范畴、方位范畴、状词、体貌系统等。在语言功能描写上，我们对各种语言的使用情况有了大致了解。在语言描写方法上，我们还创制了适合我国国情的调查、记录、分析语言的新方法，如汉藏语系语言音系的描写法、汉藏语声韵调分析法等。通过调查，我们还对全国语言系属框架有了大致的了解，确认我国的语言分属五大语系，还认识到在我国的语言中属于汉藏语系的语言最多、使用地区最广，汉语在少数民族语言使用及丰富发展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些都是我国语言系属、语言国情的特点，很多都是过去没有认识到的。

这次全国性的民族语言大调查，为多民族国家如何开展大规模的调查提供了宝贵经验，尤其是在调查中还培养了一大批从事民族语言调查研究的人才，而这些人才后来大多成为了民族语文队伍的成员。民族语言调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是服务于国家需要的结果：没有国家需要就缺少目的、动力以及调查条件的保证。历史经验证明，国家需要是语言调查永恒的动力，是做好语言研究的保证。

继50年代大调查之后，我国民族语言的调查还一直在进行，如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开展的“中国新发现语言调查研究 ”、2010年中央民族大学开展的“少数民族语言国情调查研究”“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参考语法研究 ”，以及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濒危语言调查研究 ”“跨境语言调查研究 ”“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等。这些调查都进一步深化了学界对我国民族语言国情的认识。

2. 语言调查随社会的发展而变化

马克思主义语言观认为，语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所以语言调查的内容、方法及理念必须跟上社会的变化、时代的要求。70年来，我们开展了一些新项目的调查。下面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2.1探索我国汉语与其他语言之间的关系

在我国，汉语和其他语言的比较研究，是立足我国语言国情需要的一个重大课题。过去的研究多停留在一般语言关系的比较上。随着汉语在国内外地位的不断提升以及少数民族习得汉语要求的不断增强，在如何认识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关系上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为此，民族语言研究从新的角度对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关系开展了调查研究，取得了一些新的认识。民族语言研究学者从民族语言特点的角度观察汉语，并从与汉语异同的对比中认识汉语的特点，发现了一些单从汉语研究中看不到的特点。这是汉语研究的新视角，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显著的应用价值。例如，一些研究通过藏缅语在名量词的发展上呈现出的不平衡现象反观汉语，从而取得一些新的认识。藏缅语不同语言的名量词存在萌芽型、不发达型、发达型等不同层次，用这种不平衡性来反观汉语，能够具体认识到汉语名量词演变的类型学共性和个性特征，以及在演变上受分析性特点的制约。相关研究还发现，藏缅语有丰富的反响型量词，而古汉语里也有这种量词（ 如“牛十牛 ”），但不及藏缅语丰富。那么，为什么反响型量词在汉语中后来就不发展了，这是一个有价值的新课题，有待进一步研究。又如，汉藏语普遍有双音节化韵律，但强弱不同，都有其内部结构的成因。双音节化对语音类型、构词方式、语法形式、语法意义、句法功能等方面的特点和演变都具有一定的管控力。但相比而言，汉语的管控力比藏缅语强。因为汉语分析性强，韵律的管控力也强。又如，上古以前的汉语有无复辅音声母，各家意见不一，但通过汉语与藏缅语同源词的语音演变比较研究，我们能够认识到上古汉语有复辅音声母，但已不甚发达。

再如，通过比较还能发现藏缅语和汉语在语言类型上都属于分析性语言，都具有缺少形态、重在使用语义、语序、虚词等语法手段的特点。这些特点与西方印欧语系形态型语言有着显著不同，在研究上也应有所不同。正如朱德熙所指出的：“……汉语和印欧语在某些方面（ 最明显的是语法）有根本性的不同。由此可见，如果我们不囿于成见，用独立的眼光去研究汉藏语系语言，就有可能对目前公认的一些语言学观念加以补充、修正甚至变革。从这方面看，汉藏语研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了加强汉藏语的研究 ，就国内的情况来说，首先要清除汉语研究和汉语以外的汉藏语言研究之间长期存在的隔离状态。” 汉藏语的特点不同于西方语言，应采用不同的方法，这是语言调查研究必须遵守的原则。

从非汉语反观汉语特点的研究20年来已取得丰硕成果。在方法论上已取得以下五点认识： (1)从其他语言反观汉语 ，需要依靠对单一语言的深度认识，所以必须着力加强单一语言的研究。(2)在操作中需要区分反观语言有无亲缘关系，这决定了反观的性质和特点。(3)反观中尽可能构拟出语言的演变链，以便从中看到二者的共性和个性特征。(4)反观中要区分语言现象是语言自身演变引起的还是语言外部接触的结果，二者的性质不同。(5) 研究者要提高对反观语言的敏锐性，善于从细节中发现语言规律。

2. 2 重视调查研究新发现的语言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语言调查陆续发现了一些新语言，从而增加了我国语言资源的厚度。例如，孙宏开等发现了木雅语、尔苏语、尔龚语、贵琼语等新的语言，通过揭示这些语言的特点为在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中创建羌语支提供了事实依据。新发现的羌语支语言富有形态变化，对构拟藏缅语乃至汉藏语等不同语言的历史关系及演变都具有重要价值。此外，学者们还先后对过去研究较少的语言，如卡卓语、基诺语、阿昌语、格曼语、达让语、独龙语、莫语、村语、巴哼语等进行了调查研究。这些语言的研究丰富了对我国语言新特点的认识，推动了我国语言学的理论建设。

2.3 濒危语言研究有了新的突破

语言濒危是我国存在的一个现实问题，但我们过去对其状况及存在问题认识不清。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民族语言中濒危语言的调查研究有了新的突破，取得了显著成绩。一些学者满腔热情地对土家语、赫哲语 、仙岛语等濒危语言（ 方言）进行了调查研究，深入第一线详细记录、描写了濒危语言的结构及其活力，取得了大量语言材料。这些新语料既为濒危语言的属性、演变、对策研究提供了依据，也为我国建立自主创新的濒危语言研究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多年来，我国学者在濒危语言研究的理论 、方法上取得了以下五点认识：(1)在我国开展濒危语言研究，兼具重要性和必要性，是语言学研究的任务之一。每一种语言都是一种文化财富，每一种濒危语言的消亡，都是人类文化的损失，必须重视保护。(2)必须区分“濒危语言”和“衰变语言 ”。怎样确定濒危语言，语言学界目前尚未取得一致的标准，是濒危语言研究中的一个难点。但过去笼统地把功能衰退的语言都看成是濒危语言，不利于开展濒危语言研究。如果不能科学地确定濒危语言的界线，任意扩大或缩小濒危语言的范围，不分濒危语言和尚未濒危语言，就会造成认识上的混乱。(3)濒危语言研究，除了研究功能的变化及成因外，还要研究濒危语言结构本身的变化。语言濒危变化程度有的小，如只是在词汇上发生些变化；而有的变化大，外来成分已进入核心领域，并改变本语的部分基本特点。(4)必须正确估计我国语言濒危的程度，既不能夸大，也不能缩小。中国语言的濒危现象没有国外有的学者估计的那么严重。(5)在语言功能研究中，必须区分“强势语言 ”和“弱势语言”。强势语言与弱势语言共存于同一社会，必然会出现语言竞争。语言竞争主要有三种走向：第一种是互相竞争的语言长期共存，功能上各尽其职，结构上相互补充，在竞争中各自稳定使用。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大多属于这一类。第二种是弱势语言在与强势语言的较量中功能大幅度下降，走向衰退。第三种是弱势语言在竞争中走向濒危，在使用中完全被强势语言所代替。历史上分布在北方的一些语言，如西夏语、鲜卑语、契丹语、女真语、焉耆语、龟兹语等，都属于这类。我国目前还有一些语言，也正处于濒危状态，如赫哲语、土家语等。此外，在濒危语言调查的选点、选择合作发音人、语料的收集、调查问卷的设计、专人访谈、追踪等具体调查上，我国也取得了一些经验。

濒危语言研究是语言学研究的新领域、新课题，有其独特的内容和方法，在今后的语言调查研究中将会有许多新课题。例如，濒危语言的个案调查，历史上已发生濒危、衰退语言目前状况调查，现代化进程中母语功能变化的调查，语言功能与语言观念的关系调查，语言功能与族际婚姻关系的调查等。“中国濒危语言研究，已成为语言学学科的一个组成部分。20 年来所取得的成绩必然会载入语言学史册。”

3. 深入第一线做田野调查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论思想或语言都不能独自组成特殊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要正确认识事物必须深入实际才有可能，这是马克思主义重视客观事实的基本思想。所谓的“第一线”就是这样的“实际”，指的就是语言调查必须到群众中去，在群众生活的现场调查、记录、思考语言，而不是坐在书斋的案头上收集语料、研究语言。我国的民族语言田野调查，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坚持到群众中调查研究语言，最终形成了我国民族语言研究基于田野调查的特色。我们认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客观事实是第一性 ”的理论开展语言调查才能获得真实的效果。在群众中做语言调查有很多好处，其中重要的有：能够获得真实的第一手语料；能够真实感受到语言的特点和规律；能够及时发现语言调查中必须补充、核实的问题；能够结合社会、地理、民俗等特点认识语言；能够在与群众建立的感情中认识语言。我国的民族语言工作者，包括年轻的语言学研究生，大都热爱田野调查，喜欢到田野第一线调查鲜活的语言，有许多研究者自称是“田野调查派”，并以此为荣。

3.1 语言结构的田野调查

1970年以来，我国民族语言工作者为了认识我国民族语言的现状，在语言使用的第一线做了大量的语言调查，发现了许多新的语言现象，如松紧元音、长短元音、弱化音节 、复辅音、鼻冠音、 内爆音、清化鼻音、送气擦音、重音、互动范畴、趋向范畴、情态范畴、否定范畴、疑问范畴、类称范畴等。若不与群众直接接触，无法系统深入认识这些新的语言现象。

这里以藏缅语松紧元音的调查研究为例略加以说明。藏缅语的许多语言 ，如哈尼语、彝语、拉祜语、傈僳语、景颇语、载瓦语、浪速语等，都有松紧元音的对立，从而成了该语族的一个重要语音特征。弄清松紧元音的特点，对认识藏缅语的属性、系属及历史演变都有一定的价值。但 20 世纪 40 年代以前 ，学界未发现松紧元音这一现象，也没有就此进行系统研究；直至1945年，马学良在云南做彝语的田野调查时才发现有这一对立，并经李方桂的核对而得到确认。1956年开始的全国少数民族语言大调查，出于认识我国民族语言现状和创制新文字的需要，调查队员对哈尼语、彝语、景颇语、载瓦语等语言的松紧元音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在与群众面对面的接触和调查中，他们发现松紧元音的功能、变体，以及由对立到对立松化的演变过程，还梳理了亲属语言的对应及演变关系，拟出一条松紧元音的演变链。

3.2 社会语言学的语言田野调查

语言与社会的关系密切，社会状况制约着语言特点的变化。所以调查语言的社会特点 ，特别是与社会关系密切的语言现象，如语言国情、语言关系、语言交融、语言使用、语言功能、支系语言、边境语言、亲属称谓、人名、地名等，都必须到社会中去调查，才能获取可靠的信息。下面以语言国情调查为例做进一步说明。

学界对“语言国情”概念的认识开始时也是模糊的，经过实践后才在认识上一步一步地接近语言事实。我国是一个多语种 、多文种的国家 ，要做好语言文字工作，必须科学地了解语言国情， 即要了解我国的语言文字是一种什么状态，是怎样演变过来的，在社会中的地位怎样等。只有这样，才能对语言文字有符合实际的认识。

经过调查，民族语言学界认识到语言国情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1) 一个国家语言的数量有多少，不同语言的使用人口、地理分布情况。(2) 语言类型分属什么语系，主要特点是什么。(3) 语言的使用情况如何。语言在各个领域诸如家庭、公共场所、学校教育、大众媒体等的使用情况。国家通用语言和母语的掌握情况。(4) 制约语言功能的因素，包括人口数量 、分布特点 、婚姻状况 、经济形态 、历史来源、民族关系、文化状况等。(5) 语言功能的演变趋势，包括方向、特点、速度等。(6) 文字的使用情况，包括文字的功能 、通行度 、存在的问题等。(7) 语言规划的情况，涉及国家语言政策的制定情况 、历程和变化 、当前的贯彻情况、标准化情况等。(8) 语言文字使用中存在的问题，如语言政策和语言法规 、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等情况, 以及特殊语言文字（如聋哑语、盲文）的使用等。

在现代化进程中，由于社会变化迅速，语言国情也会随之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为此必须及时开展语言国情调查以便精确地捕捉变化的轨迹。基于这一认识 ，2006年 1 月中央民族大学“985 工程”将“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研究 ”列入重点项目，开展了 20 多个点的语言国情田野调查。至 2015 年底 ，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研究丛书》21部，如《基诺族语言使用现状及其演变》(2007)、《阿昌族语言使用现状及其演变》(2008) 等。

20年来，我国根据本国语言特点开展的语言国情调查取得了一些宝贵经验。在具体做法上有：(1) 选点：这是一个重要的环节。点选得好不好 、有无代表性 ，直接关系到所调查的材料能否科学地反映语言生活的实际。(2) 制定调查大纲、确定调查对象年龄的分段、做访谈录等。(3) 入户调查：选择哪些户、怎么进屋、如何提问、问哪些问题、怎么交谈等环节。 (4) 阶段划分：有准备阶段、田野调查阶段、成稿阶段等。我们的经验是，初稿确定后才能撤离调查点。

语言国情调查要特别重视在现代化进程中语言出现了哪些新特点、新变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民族语言的演变中有哪些理论问题需要认识，少数民族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过程中存在哪些具体问题需要解决，语言政策应当如何根据不同民族的状况对号入座以更快地促进语言的稳定发展等。

民族语言工作者还认识到新时期我国语言出现的一些新特点，例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语言生活中的主体地位愈发突显，一些语言或方言的功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不同语言的功能互补越来越成为满足现代化进程中语言交际需要的重要手段，现代化进程中语言状况的变化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快等。

3.3 我国语言田野调查积累的经验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民族语言工作者在语言调查中积累了许多经验，为普通语言学贡献了新的语言学方法论元素，这主要包括：(1) 对语言田野调查的重要性有了更充分的认识。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要解释我国语言的真相，解决好语言问题，特别是与社会、文化、交际关系密切的语言问题，就必须到语言使用的第一线去调查。例如，方言划分、新文字的设计、语言识别、语言关系、语言兼用、语言保护、语言功能衰退等。若不到群众中调查不可能取得正确认识。(2) 在田野调查中必须深入现场，在与语言使用者的直接接触中分析、记录语言；要与被调查者建立感情。因为，只有这样，被调查者才会真心地、尽力地提供调查者所需要的信息。(3) 进入田野调查，必须向被调查者说明来意， 在调查过程中要有虚心学习、平等相处的工作态度，要注意循循善诱，让调查对象了解你想调查什么。(4) 必须重视使用现代化手段，提高调查的效率及准确度。

4. 重视本国经验传承并与国际经验结合

在历史上，我国早就有过一些适合汉语特点的传统调查方法，新中国成立后，在语言调查中又摸索出一些新的经验和方法。我国本土的经验十分宝贵，需要进行认真总结和继承。只有把这些经验与国际经验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推动我国民族语言研究。下面举几个例子以供参考。

4.1 声韵调分析法的确立

世界的语言音节特点不同，在调查研究中怎样分析音节是一个重要问题，解决得好，有助于揭示语音特点及其演变规律。以往对形态丰富的多音节性语言的音节分析，西方学者习惯于认为音节是由辅音、元音构成的，称之为 “辅音元音分析法 ”。但这种方法不适合用来分析缺少形态的单音节性的汉藏语系语言。为此，中国学者根据自己语言的特点和记录语言的经验，创造了“声韵调分析法 ”，并不断根据实践经验加以改进、充实。所谓 “声韵调分析法 ”，就是将音节分为声母、韵母、声调三个部分，又根据现代语言学中音系学的理论在声母、韵母内部再分出辅音、元音。这种分类法有利于处理汉藏语系语言声韵调复杂的特点。汉藏语的声母，有的语言只有单辅音，而有的语言还有复辅音，包括二合辅音和三合辅音；在韵母上，有的语言只有元音，而有的语言还有元音加辅音等。声韵调分析法在中国已有很长的历史。汉末出现的反切法，说明人们已能把音节分为声韵两个部分。隋代陆法言的《切韵》就是使用声韵调分析汉字字音的。到了近代，声韵调分析法很快就被运用到汉语以外的语言上，其内容也在调查实践中得到了充实、发展。

为什么在长期的语言调查研究实践中，声韵调分析法容易被汉藏语语言学家所接受，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这其中必然有其符合科学的因素，需要我们去认识。目前，已认识到它有以下五个优点：(1) 能够细化认识汉藏语复杂的音节结构。汉藏语中有些语言的音节结构非常复杂，如属于藏缅语的道孚语声母有299个，其中单辅音声母有49个， 二合辅音声母有216个， 三合辅音声母有34个。韵母有58个，其中单元音韵母有18个，复元音韵母有5个，带辅音尾韵母有35个。这种复杂构造的形成有其内部结构和历时演变的原因。(2) 汉藏语语音的演化，声韵调之间的相互制约、互为关系，使用声韵调分析法便于揭示语音的演变规律并解释其演变的成因，还便于进行亲属语言间的语音历史比较②。 (3) 声韵调分析法有利于揭示声调的属性、功能、演变、变调、来源等特点。(4) 声韵调分析法有利于发现语音的历史演变以及构拟原始语音形式。(5) 声韵调分析法对于语言调查、语音教学、文字创制、语文现代化等都比较好用。

4.2 分析性眼光的运用

语言类型的不同特点对语言结构特点及演变有着重大的制约作用，运用类型学眼光能够更多地发现语言的特点，特别是隐性特点。

世界上的语言，若按形态可以分为形态性语言和分析性语言两大类。我国是以分析性语言居多的国家，汉语是一种强分析性语言。运用分析性眼光有助于发现、解释分析性语言中的许多特点，如语音结构类型的形成、韵律的作用、双音节化的特点、词类的划分、虚词的多样性、语法范畴的演变等，但过去对此认识不足。后来，随着汉藏语研究的不断深入，民族语言研究者发现汉藏语的分析性类型是影响其语言特点的一个重要因素，提出了运用分析性语言眼光研究语言的方法论。分析性语言的特点是缺少形态，语法特点主要是单音节性强、语序固定、虚词丰富、韵律多样等。分析性特点对语音、词汇、语法的特点都有着重要的制约作用。立足于这一点，不仅能够通过比较发现、认识语言的特点和规律，还能分别建立分析性语言和非分析性语言研究的不同框架。

例如，为什么汉藏语系语言普遍有四音格词？汉藏语四音格词数量众多、形式多样、使用频率高，而在形态比较发达的印欧语、阿尔泰语，四音格词却不发达。即便是汉藏语内部，凡分析性强的语言，如彝语、拉祜语、傈僳语等，四音格词也丰富些，形态发达的普米语、羌语等则又相对少些，这显然是与分析性强弱有关。

再如，分析性强的语言虚词发达 ，虚词的多功能性特点突出，如藏缅语的哈尼语 、载瓦语等，而分析性弱的语言， 如蒙古语 、哈萨克语等， 虚词相对不甚发达，多功能性也弱些。这是因为缺少形态的分析性语言 ，必须依靠语序、虚词、韵律等手段来增强语言的表达能力。

又如，构词法的特点包括构词能力、构词类型等，都与分析性强弱有关。一般看来 ，分析性语言复合构词的能力较强，派生构词的能力较弱；而形态性语言则相反，其派生构词的能力较强，复合构词的能力较弱。即便是分析性语言内部，构词能力的强弱也会因形态特点的强弱、分析性的强弱而存在不同的层次。

所以，可以通过分析性眼光来观察和分析构词法的类型、功能、演变等特点，并分析语言间的差异。 比如，通过比较可以发现 ，景颇语属于形态较丰富的分析性语言，其构词法有一些不同于汉语等强分析性语言的特点。例如，景颇语派生词比汉语丰富，如由使动前缀构成的使动词，但复合词不及汉语丰富。构词法是我国语言学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有待今后加强。

4.3 建构从语义角度研究语法的研究方法

汉藏语言的语法特点应当怎样认识，应当从什么角度切入研究，以往研究认识不清。受西方学者的影响，一些研究者偏重从形态系统上去寻找汉藏语的特点 ，用中国的语言材料去迎合西方语言研究的框架 ，严重妨碍了对汉藏语系语言固有特点如虚词、语序、韵律等特点的认识。后来部分学者逐渐意识到，必须加强对汉藏语分析性特点的研究，从而在量词、结构助词、语气助词、 四音格词、双音节化、弱化音节等方面都有了新的突破，如对凉山彝语的结构助词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对汉藏语名量词的共时特点及历史演变的轨迹进行了新的探索, 以及对汉藏语判断句做了新的探讨等。

4.4 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视角研究我国的语言关系

民族语言研究者根据我国的国情摸索出一套如何从各民族语言中发掘中华民族共同体元素的调查研究方法，这包括： (1) 怎样从语言事实中提取中华民族共同体因素； (2) 怎样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论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然性和重要性；(3) 怎样从隐性的、显性的、现状的、历史的不同角度挖掘中华民族共同体因素；(4) 怎样从包括汉文文献、民族语言文献在内的大量历史文献中，揭示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等。

在研究中还发现，在民族语言口传史诗、谚语、故事、戏曲等传统文化里，以及在各民族语言的文化词如人名、地名、族名、亲属称谓名等名称中，都含有大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成分。研究还证明， 国家通用语言的普及呈现出历史的连续性不是偶然的，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增强的反映。这条“通用语路线 ”从古到今一直延续下来，不断完善和规范。总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是中国社会和历史发展的一大特色，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大势发展的必然结果，必须大力深入研究。

4.5 语言影响研究中重视语言适应研究

语言适应是指受影响的语言是如何适应语言影响的。过去，语言研究中对语言影响的内容、方式、社会条件等做了不少研究，但对受影响方的语言适应性重视不够。随着语言影响关系研究的深入，必须重视语言的适应研究。

比如，有的研究者分析了贵琼语半个多世纪以来语言功能的变化及语言适应的特点，论述了语言适应与语言发展的关系，认为在我国这一多民族国家里，贵琼语的演变除了受内部规律制约外，还受国家通用语言的影响 ，这是我国语言生活演变的必然趋势。该项研究还指出，贵琼语对汉语影响的适应，在具体适应方式上，表现为语音变化、语法结构改变和吸收词汇等方面。语言适应有利于贵琼语更好更快地吸收汉语的成分。

5. 新时代民族语言调查面临的新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并多次重申“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这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南，也是民族语言调查的指导思想。新时代是我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一个历史时期，社会的发展必然会引起各民族在文化、教育、语言等各方面的变化，民族语言将会更有效地为新时代服务，语言调查研究大有可为。新时代的民族语言调查面临以下四个主要任务。

5.1 调查研究新时代民族语言的新情况 、新变化

只有深入认识我国各民族语言的特点和变化，才能认识好、处理好我国的语言问题。这是语言调查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进入新时代，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不断加快，民族地区的面貌发生新的变化，民族语言在结构、功能上必然也会随之出现新的变化。民族语言调查必须适应时代变化，调查研究新情况、新问题。

语言的变化既有共性特征，也有个性特征。由于我国地域广阔，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情况不同。比如，有的语言活力强，有的弱；有的使用人口，有的少；有的分布在内地，有的在边疆；有的有传统文字，有的没有。所以，必须认识好不同语言的具体特点，包括语言结构、语言地位、语言功能、语言活力、语言接触和语言影响等。只有如此才能有的放矢地提出科学的对策。“对号入座 ”，是制定语言对策必须遵循的原则。

5.2 调查研究语言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背景下的特点及其发展趋势

进入新时代，各民族将会通过经济、文化、社会等多维度互动，沿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路线不断发展，使用的语言也会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得到发展，展现新的特点和演变趋势。所以，语言调查必须深入语言生活第一线调查鲜活的语言，深入认识民族语言如何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怎样为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

5.3 继续不断地深入调查研究民族语言，获取大量语言事实

对于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来说，语言调查是一项需要长期不断开展的工作。虽然 70 年来已经开展了多次语言调查，但由于语言数量多、特点复杂、博大精深，还存在许多空白点需要补充，加上语言处于变化之中，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现新的特点，需要与时俱进地摸清语言的状况和变化。通过不断的语言调查，我们将会获取大量语言事实，从而为我国提供用之不尽的、珍贵的语言文化财富。

5.4 引进国际先进的语言调查方法

在新时代，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必须坚持立足本土、国际眼光。既立足本土的语言资源和传统的经验，又重视引进国际先进语言学理论方法，这是今后语言调查必须重视的方向，特别是如何利用人工智能等新科技来开展语言调查，是语言调查面临的不可回避的任务。国际上语言学的流派此起彼伏，但我们认为不管是哪个流派，只要能够揭示本土语言事实的，都可以使用。所以，民族语言工作者在新时代将面临着如何学习、掌握国际先进语言调查方法的任务。

6. 展望未来

民族语文工作是民族工作的组成部分，也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组成部分，在未来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属性，决定了民族语言调查研究在今后将会不断得到发展，取得重大成绩。我国是一个语言资源大国，必将在科学解决多民族国家的语言文字问题以及在语言学理论的建设和发展上不断为人类做出新贡献。

随着我国社会的新发展、新变化，做好民族语文工作必将在党的大政方针下出现新理念。我们将在新理念引领下做好调查研究工作。摆好理论与事实的关系，是语言调查中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重视事实，认为 “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理论非常重要，但必须要有充分的事实做基础。我国过去长期的革命斗争之所以能够不断取得顺利，都是与重视对形势的考察、对国情的把握有关。

语言事实的描写，是语言调查的基础。语言事实占有的多少，是衡量语言调查研究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准。语言描写是一项永恒的工作，常做常新。除了描写基本的、看得见的特点外，还要不断挖掘深层的、隐性的、不易看到的特点，并对语言现象进行科学的解释。未来，我们将会在语言描写上有新的发展。我国的民族语言调查研究，已进入语言描写的新时期。正如胡建华所言：“新描写主义反对为了迁就理论而选择性地使用语言事实，它对任何语言学理论所信心满满地宣称的理论问题的完美解决，始终保持着一份理性主义的冷静。”

展望未来，我国民族语言调查工作，必将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语言关系、语言接触、语言交融、语言演化等研究上有新的突破。未来的语言调查，必将推动语言学队伍的建设，催生出一大批能够运用新理论、新方法，且熟悉现代语言科技的语言调查新人才。

注：为节省篇幅，原文脚注未添加。有需要请进一步参考原文献。原文发表于《当代语言学》第28卷2026年第1期。